昨天，百乐被一则新闻刷屏了。

大眼睛，苏明娟，2017年12月15日当选安徽省团委副书记（兼职）。

    说到这，先得给大家划一个知识点，请注意，苏明娟担任的职务是：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划重点，是兼职。

这个兼职，与共青团改革有关。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详见：权威 | 共青团全面进入“改革进行时”），其中提到要建设专职、挂职、兼职干部相结合，符合群团组织特点、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队伍。

此后，挂职副书记、兼职副书记这两个职务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层级团委的新一届班子成员中。团委的书记班子从原来全部由团的专职工作者组成，变成了“专挂兼”相结合，挂职和兼职的副书记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青年、非团干出身。

挂职副书记需要服务满两年，但行政级别没有调整。每天“打卡”上班，且承担团委的分工，但是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不拿团委工资。

兼职副书记没有行政级别，不需要每天“打卡”上班，但在一些团委的重要活动和特定的场合，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出谋划策。

通俗的说，苏明娟担任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只是给了她发挥特长的平台和条件，不仅没行政级别，还！没！工！资！

既然如此，那她为什么依然选择担此重任？这一切，还得从改变她的希望工程说起。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年，团中央派人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经调查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辍学率达90%以上。

下面这几张照片，还原了当年真实的偏远农村教育：

衣衫褴褛的孩子

衣衫褴褛的孩子

这样的教室

没有桌椅的教室

用一口棺材当桌子，坐在草上上课

这样上课

老师这样教学

老师为了表示对记者的欢迎，写在黑版上二个字

学生们抄下来，但都写错了

原来老师只上过二年学

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便只是这样，依然还有很多孩子面临着失学。

这个孩子品学兼优，但是家庭困难，交不上学费，为了能让家里同意交费，孩子到家就干活。

父亲说，就知道没好事，要不你怎么这么干活啊？

母亲说，你太不懂事了，一家人要吃饭，哪有你的学费？

这个失学的孩子，赤脚走在泥地里，背上背着砍柴的袋子，头上顶着轮胎内胎遮挡风雨。

还有这个孩子，她只有11岁，为了挣钱上学，一次背16块砖，挣几毛钱。“我要上学”四个字是她自己写的。

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些孩子都将走上父辈的老路，砍柴、喂猪、务农，持续贫困，永远看不到希望……

怎么办？

虽然《义务教育法》已经于198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是咱们国家太大了，底子太薄了，没钱啊！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召开“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新闻发布会，“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而那时，青基会的全部家底，只有团中央拨付的10万元启动资金和1万元的工作经费。

为了尽快募捐到资金，他们最初采取的是向全国各工矿企业发放劝募信，青基会印了大约50万份传单，动员工厂的青年工人帮着抄信封，青基会的每个人每天晚上也抱一大摞信封回家去抄。

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把13.7万封筹资信寄到了全国的工矿企业。

接着，在1990年1月，又向全国40万个工矿企业发出了宣传材料和劝募信函。

这样的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一批信寄出去后半个月左右，都会掀起一个捐助的小高潮。

1989至1991年的三年时间里，希望工程总共资助了3万名孩子，建立起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1年的一天，时任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灵光一现，能不能效仿商业宣传，在一些媒体上刊登公益募捐广告？

随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国家级报纸上出现了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我要读书”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成年后， 经过教育的洗礼，当年蓬头乱发的大眼睛小女孩，成为了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

除了把自己的工资捐出一部分来资助更多的孩子，工作之余，她还尽可能参加希望工程的各种公益活动，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同样的孩子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8年弹指一挥间，像苏明娟一样曾经的失学儿童，如今已长大成人，反哺社会。

受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批学生张胜利，他读完了小学、初中的全部课程。1995年8月，中国青基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他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

毕业后，张胜利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桃木疙瘩村继续延伸。

回到桃木疙瘩小学任教第一节课，他就跟学生们讲希望工程。村里许多孩子因贫辍学，张胜利就在大山深处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帮助了很多孩子重返课堂。他说：

“越穷的地方越需要重视教育，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是希望。”

火种只有传递，才能星火燎原，才能生生不息。

（来源：共青团福建省委）